中国和美国，谁能革自己的命？,中国和美国谁会赢?

大家都感受到了吧，最近全国上下都在抓作风建设，而且是动真格地抓。本质上讲，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重要一环，这么大的力度，放眼世界找不到第二家，与美国政坛的乱象更是形成鲜明反差。不妨展开来比较一下。

▲ 一边是永远吹冲锋号，另一边是身陷制度困境，答案已经显而易见。

一、人民至上VS资本傀儡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与众不同，首先体现在代表性上。话说“党派”这个词原本是舶来品，英文是party，词根是part（部分），这反映出政党在西方只是代表一部分人的组织。而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古人讲：“存私心，不能谋公事。”党时时秉公心谋公事，想的做的都是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

古人还说：“无私者无欲，无欲者无畏。”任何一个政党为了赢得人民支持，必然需要不断自我革新。然而，当某种变革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需要“割自己的肉”时，拥有特殊利益的政党往往会在阻力面前犹豫不决、缩手缩脚。

恰恰是“无私无欲”给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底气和勇气。只要对人民有利、对国家长远发展有利，就可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把这种动真碰硬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为的就是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确保党永远干干净净为人民做事。

我们党不是没有问题，而且问题一度还很严重，甚至到了“老虎吃天不知从哪儿下口”的程度。其中老百姓最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些歪风就像毒瘤，严重危害党的生命力，破坏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要整治长期积累的“四风”问题，无疑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甚至难免向身边人的“舒适区”亮剑。从哪儿“下口”？那就是中央八项规定这个小切口。八项规定一抓就是十多年，一锤接着一锤敲，现在成了连不少外国人都耳熟能详的“金色名片”，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有这个恒心定力。

反观美国，其制度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资本的力量早就渗透进政治、经济、社会的每根毛细血管。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本质上都是特定资本集团的代言人，甚至是资本家本人执掌。无论是政党还是政府，都被强大的资本利益深度裹挟，自然是“谁给钱，谁点戏”。

如果把美国政治体系比作一家上市公司，那么金融资本、军工复合体、传统能源巨头等大财团就是真正的控股股东。他们靠砸钱和游说，在董事会（决策层）里呼风唤雨、说一不二。

彭博社报道显示，2024年美国大选前夕，1.1万个政治团体为大选活动狂砸147亿美元。这背后，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就是资本的“白手套”，法律虽禁止它直接给候选人塞钱，却允许它无上限花钱助选。这样一来，两党幕后的大老板们就可以拿真金白银收买政治木偶。而被资本家提在手上的政客们，又怎会把老百姓的事放在心上？

▲ 2025年3月，美国民众在抗议中打出标语“我的选票是非卖品”。

二、求真务实VS唯心主义

中国共产党历来提倡求真务实，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求真，就是认识事物本质，探求事物发展规律，求客观实际之真。务实，就是真抓实干，务实功、出实招，务造福人民之实。

党的自我革命也不是凌空蹈虚的口号，而是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这是一种典型的“问题导向型治理”，老百姓的烦心事，就是党的要紧事。

求真，体现在刀刃向内的决心与能力。以党的巡视制度为例，它的生命线是发现真问题，落脚点是解决真问题。巡视制度是一套高度专业化的政治体检与修复系统，它融合了西方顶级咨询机构的诊断能力，类似麦肯锡的战略分析、毕马威的审计核查，但又远胜于它们。因为巡视背后体现的是党的政治权威，所以不仅能精准“扫描”出腐败、作风问题和政策执行偏差，还能通过刚性整改、严肃问责确保问题得到根治，更能发动群众监督形成强大合力。这种既当“体检仪”又当“手术刀”的自我净化机制，堪称世界政治实践中的“中国秘方”。

除了巡视这把“利剑”，民主生活会上的“红脸出汗”、畅通的信访举报渠道、日益先进的大数据监督比对等各种手段，共同编织了一张“疏而不漏”的监督之网，而且这张网还在不断加密加固。

务实，体现在追求长效与成果固化。“秘方”好不好，关键看疗效，既要立竿见影，还得防止复发。中国在作风建设中，非常注重建立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用严密的制度保障来之不易的成果，把“当下改”和“长久立”结合起来，让歪风邪气无处遁形。

为了让八项规定从徙木立信到化风为俗，中央的决心很大，也已经坚持了十多年。政治局每年开民主生活会，都要检查八项规定执行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纪委从2013年起定期曝光违规案例，而且指名道姓，形成有力震慑。在严字当头、一严到底的高压下，过去“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的情况，现在终于彻底刹住了。

反观美国，不仅与求真务实相去甚远，有时甚至背道而驰。美国就像一个执着于“标准答案”的考生，把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理念奉为不可撼动的“圣经”，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死胡同。政府、企业乃至社会，常常以“美国优先”“上帝赋予的自由”等抽象价值口号为最高准则，让意识形态或理想化目标主导政策制定，却忽视了现实条件和具体问题的复杂性。

在这种唯心主义框架下，程序正义、言论自由等形式上的“政治正确”常常被置于解决实质性的社会问题之上。比如在枪支暴力、医保改革等关乎民众生命健康的重大议题上，美国社会长年陷入被资本利益绑架的无休止辩论程序，真正能惠及大众的改革方案却寸步难行。

美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什么？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表现就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深刻的利益冲突。然而，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立场，使其无法更不愿正视这一矛盾，反而将问题归咎于种族、文化、身份或某种“外部因素”，以此转移视线，为其统治地位和剥削行为辩护。

在这一过程中，“黑中国”成了“一招鲜”，什么问题都可以往上套。关于这一点，连美国媒体都看出了门道。《纽约时报》在对中美贸易的报道中总结发现，所谓“中国强迫技术转让”“政府补贴企业”，不过是美国为转嫁矛盾、服务其“遏制中国”政治目标寻找甚至炮制的借口。

▲ 视频：2024年1月，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参加美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有议员反复质问其是否同中国有联系。

比如2023年，美国以“中国用低价倾销搞垮美国制造业”为由突然宣布对中国光伏产品加征关税。事实上，美国光伏产业的困境根源在于企业领导层的短视、投资匮乏，寡头垄断地位滋生的懈怠与自满情绪，以及政府政策的摇摆不定。而加税只会进一步伤害美国自身的新能源转型速度和消费者利益。

美国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也早已被各种资本利益集团通过游说、媒体控制、智库资助等方式深度扭曲。所谓的“事实”和“研究”，常常是为服务特定利益集团的议程，而非为解决问题。比如，能源巨头资助的研究长期质疑气候变化科学性；保险和制药巨头则塑造舆论反对全民医保，“大而美”法案甚至试图将上千万人踢出医保体系，等等。

▲ 视频：2025年7月，美国总统签署“大而美”法案。该法案预计将令美国在未来十年再增加约3.3万亿美元财政赤字，同时上千万美国民众将失去医疗补助和食物补贴。

当政策制定者抓不住真正的矛盾，开出的“药方”自然南辕北辙，结果也只能是病越治越重。

三、与时俱进VS作茧自缚

1944年，一批美国记者访问延安后返回重庆，向宋美龄盛赞共产党人廉洁奉公、富有理想和献身精神。宋美龄听后沉默片刻，回应道：“如果你们说的都是真的，那只能说明他们还没有尝到真正权力的滋味。”

这番话固然尖酸，却也发人深省，因为它提出了权力可能腐蚀人性的命题。现在中国共产党执政70多年了，承平日久，党员干部面临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风险确实在增加。如果任由这些问题发展下去，肯定要出大乱子。

这不禁让人想到，早在1945年，黄炎培就在延安对毛泽东提出“窑洞之问”：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当年给出的答案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也就是说，要依靠外部力量来约束权力，是一种“由外而内”的监督路径。

▲ 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机场交谈。

时代在发展，实践在深化，党的先进性不是一劳永逸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面对长期执政带来的更为复杂严峻的风险考验，特别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艰巨任务，我们又提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这是一种“由内而外”主动净化、自我提升的路径。

也是在这种与时俱进的精神驱动下，近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制定和修订了百余部党内法规，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深度嵌入国家治理体系。正如优秀企业需要持续创新迭代以保持竞争力，一个先进的执政党及其治理体系，也要具备动态进化、自我升级的内驱力。

从改革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也一向讲究因势而动，拒绝僵化停滞。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创举，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定位；从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觉醒，到确立“新发展理念”、擘画“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次重大理论飞跃，都是一次次对原有认知框架的勇敢突破，也是一次次思想深处的自我革命。

反观美国，其政治体系深陷制度性瘫痪：三权分立异化为否决政治，意识形态教条束缚创新手脚，既得利益集团筑起顽固堡垒，使其丧失了进行触及根本、伤筋动骨的自我革新的能力、意愿和空间。这套僵化的体制，已无力跟上时代步伐，自然无法帮助美国进行真正适应时代的变革。

在美国畸形的政治生态下，政治权力被两党、游说集团、司法系统等多个拥有“否决权”的主体高度碎片化，任何试图触动深层利益的重大改革，都必须闯过多重否决关卡，最终往往胎死腹中或面目全非。当政策制定沦为“为反对而反对”的零和游戏，只会生出四不像的怪胎。

如今美国制度的虚伪无力，在其“反腐”闹剧中暴露无遗。科技巨头马斯克豪掷近3亿美元助选，而后被封为政府效率部负责人，几个月就揭发了大量政府浪费、利益输送和违规操作。然而，除了国际开发署等少数非核心部门被象征性整顿、个别边缘委员会被取缔外，触及真正权力核心和军工、金融等深层利益集团的调查，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最终草草收场。

更荒唐的是，如此声势浩大的“反腐”行动中，居然没有任何一个重量级官员受到问责。曾经雄心勃勃的马斯克，最终只能黯然离场，甚至愤而宣布另立新党。这再次证明，在资本与权力的铁幕下，所谓“刮骨疗毒”注定是镜花水月。纵有“第三党”打破两党政治的藩篱，也突破不了资本主义政党的阶级局限和美国政坛“政客—资本家内部分赃”的固有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