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欢娜：黎以战争虽重创真主党，但抵抗运动正浴火重生,邓欢老师个人资料
【文/ 邓欢娜】
黎巴嫩：危险的小国？
近两年来，中东疾风骤雨般的局势让真主党、胡塞武装、哈马斯这一连串“小众”的名字刷满新闻头条。似乎一夜之间，一个“反美反以”的跨区域联盟就这样横空出世，以至于以色列声称自己“同时在七条战线上作战”。黎以边界地带从一开始就是冲突焦点。
在这里，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长期对抗，冲突起起伏伏，以色列至少四次直接出兵入侵黎巴嫩南部，最晚近的一次是2024年10月。2024年11月27日，真主党与以色列初步达成60天停火协议，为各自争取到了喘息机会。尽管停火协议无比脆弱，但是大规模的空袭已经停止。2025年初，抱着“没有绝对安全、只有相对稳定”的心态，我来到了贝鲁特。
在如今的中东，黎巴嫩是个不起眼的小国。但上世纪最辉煌的时候，贝鲁特是中东当之无愧的经济金融中心，地位可类比今日的迪拜。当时，阿拉伯国家因为巴勒斯坦问题和以色列与西方关系紧张，而金融宽松和政治中立的贝鲁特则成为阿拉伯国家和西方之间的金融桥梁。
贝鲁特哈里里国际机场大道周边道路两侧悬挂黎巴嫩国旗与真主党旗帜
1975-1989年的黎巴嫩内战摧毁了这个繁荣的金融共和国，内战结束后黎巴嫩已经完全丧失了经济意义上的重要性，它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却更加突出了。这种重要性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黎巴嫩历史上的多元宗教构成和长期弱国家状态，给予大国介入地区局势的天然支点。黎巴嫩宗教包括伊斯兰教中的什叶派、逊尼派和德鲁兹派，以及基督教中的马龙派、希腊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和亚美尼亚东正教，它是中东地区唯一一个基督教占据重要政治地位的国家，其教派分权政体赋予多个不同教派相应的政治代表性。法国、美国、沙特、伊朗等域内外大国均通过支持不同的教派力量来间接干预黎巴嫩国内政治走向，这些国家都曾经或在当前对黎巴嫩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其次，真主党在黎巴嫩的崛起，使黎巴嫩成为中东地区力量平衡的关键。黎巴嫩毗邻以色列，向来易受巴以冲突外溢影响。前内战时期，黎巴嫩在巴以冲突中持相对中立的超然立场，70年代巴解组织向黎巴嫩转移，成为黎巴嫩内战的导火索之一，进而引发以色列直接出兵和部分占领黎巴嫩。
真主党在混乱中崛起，以黎巴嫩南部为阵地，对内主张维护黎巴嫩领土不受侵犯，对外支持巴勒斯坦抵抗运动。进入新世纪，真主党和伊朗、也门胡塞、伊拉克人民动员武装更是发展为地区反美力量的最新联盟。
最后，黎巴嫩海外侨民广布，其发达的“外循环”结构使其成为一个研究跨国经济政治网络的极佳样本。自从奥斯曼时代开始，黎巴嫩人就大规模出国经商和移民。根据黎巴嫩政府数据，海外黎巴嫩裔多达1540万人，广泛分布于海湾地区、非洲、拉美和欧美。
如今，黎巴嫩的侨汇占据其GDP三分之一以上，是最为依赖侨汇的国家之一，黎巴嫩经历连年战乱和金融危机却困而不倒，与来自海外黎巴嫩裔的经济支持网络高度相关。
著名的什叶派聚居区达希亚（Dahieh）坐落于贝鲁特南郊，人口接近百万，也是真主党总部所在之地。达希亚在曾号称“东方小巴黎”的贝鲁特中显得格格不入。如果说贝鲁特市中心是上世纪黎巴嫩金融资本主义的残影，那么贝鲁特南郊则是新时期黎巴嫩地缘政治风暴的中心。
在2024年9月23日，以色列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大规模空袭，这天被称为“黑色星期一”。大规模战争的预兆让黎巴嫩南部成千上万的居民开始逃离，贝鲁特南郊也不再安全，当地居民开始成群结队撤退，街上挤满了背着行囊不知去往何方的家庭。由于黎巴嫩东部的另一片什叶派聚居区贝卡谷地也将成为轰炸目标，人们往更北的地方迁移。许多北部的逊尼派和基督教家庭无私接纳了逃离战火的什叶派居民。
漫步在达希亚热闹的商业街，很难想象这幅流离失所的场面仅仅发生在去年9月。在停火协议达成后，居民迅速返回家园，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世界，这种韧性超乎寻常。一个悖论是，以色列希望通过惩罚平民来削弱真主党的政治基础，事实却是战争过后，当地人民更加支持真主党的抵抗运动。
他父母曾经的公寓旁边的楼宇已经被轰炸夷为平地，一楼底商是一家水果店，热情的老板给我看商铺被轰炸波及的照片，以及他后来如何修缮粉刷，重新营业。在人们哀悼逝去的家园和亲人的同时，重建工作已经同步展开。不少挖土机在废墟上初步清理瓦砾，只是被摧毁的建筑太多，也许把这些建筑废料运到哪儿会成为一个大问题。
达希亚社区的灾难与新生
这样大规模的轰炸似乎不应称之为“斩首”行动，古人有云：名不正而言不顺，定义的谬误会让人们以为所谓的斩首行动仅仅波及高层。事实并非如此。在这个紧密的社会中，几乎每个人都直接或间接承受着某个亲友的伤亡。
许多遭受轰炸的目标令人意外。19家真主党附属的金融机构卡尔德哈桑银行（al-Qard al-Hasan）遭受袭击。黎巴嫩磅自2019年金融危机以来急速贬值，对美元汇率从1500疯狂上升到90000，如今美元已经成为黎巴嫩事实通行的货币。由于美元储备紧缺，许多银行开始限制储户进行美元取现，许多在2019年以前存入银行的“旧美元”变成了账户上的一个数字。
回到纳巴泰，我们在市镇中心停留小憩。这里开始有部分居民返回，仍然完好的房屋悬挂着一排烈士照片以及真主党和阿迈勒运动的旗帜，路边好几家杂货铺正在营业，塑料靠椅上坐着一群一边抽水烟一边闲聊的大叔。
我们在一家安置在小货车后备厢中的“咖啡馆”买到了咖啡，也围成一圈坐破旧的塑料靠椅上聊天，并开玩笑说这是一场迷你的“金砖峰会”。不知为何，我迅速适应了周遭杂乱的混凝土废墟，开始像当地人享受水烟一样享受着手边的一杯浓缩咖啡。
这是一趟寻访灾难的旅程，但我的感受又远远超过了对灾难的体验，当地人们生活的韧性和乐观冲淡了悲伤的情绪。其实不必到访当地，从满目疮痍的新闻照片和那些纸面上的伤亡数字，社交媒体上疯传的那些触目惊心的视频，立即可以给人带来一种强烈的人道主义悲悯。唯独抵抗的精气神是无法体现在这些新闻报道中的，它存在于具体的人身上，必须置身于这个具体的情境下才能感受到。
毕竟在我们对那些丧失家园和亲朋好友的人有着怎样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人道主义悲悯容易导向失败主义。这是一群在强权和武力下被碾压的人们，回顾这个地区的连年战争和动乱，悲悯将会轻易地转向悲观。然而，抵抗着的人对胜利和失败有着自己独特的定义方式。用当地人总挂在嘴边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坚守这条道路。
为什么黎巴嫩这个小小的国家，乃至于黎巴嫩南部这片面积只相当于两个北京大兴区的地方，成为以色列如鲠在喉的一块硬骨头？带着这个强烈的疑问，我与当地的部分官员、学者、媒体工作人员和普通人交流，初步了解了真主党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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